汉魏六朝文学传播的几种方式

  汉魏六朝文学传播的几种方式

   张喜贵 宋文慧[江南大学人文学院, 江苏无锡214122]

   摘要:在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产生以前的汉魏六朝文学是如何传播的,其主要的途径有口头吟咏、赠送与求取书籍、传抄题壁、称引佳句等方式使诗文得以传播。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是由于其时人们对于文学的喜爱,种种传播方式使得那一时期文学作品得以有效的保存,这对我们今天的出版与发行也是有借鉴意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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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文学要想实现其价值,就离不开创作、传播、接受这样三个重要环节,其中传播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桥梁与纽带作用。任何文学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传播手段才能达成其被接受的目的,那么汉魏六朝文学的传播状况又是如何呢?

   一、口头吟咏的传播方式。汉魏六朝人非常喜欢吟诗,由吟咏而产生的音情顿挫、声调悠扬的效果所传达出的诗歌神韵远非案头的无声阅读可以相比。

   袁虎少贫,尝为人镛载运租。谢镇西经船行,其夜清风朗月,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,甚有情致。所诵五言,又其所未尝闻,叹美不能已。即遣委曲讯问,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。因此相要,大相赏得。(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)

   袁虎,袁宏的小字,他的吟诗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消遣方式,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传播作用。袁宏吟诗的背景是夜晚到来之时清风朗月的映衬,从而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。《续晋阳秋》日:“虎少有逸才,文章绝丽,曾为《咏史诗》,是其风情所寄。少孤而贫,以运租为业。镇西谢尚,时镇牛渚,乘秋佳风月,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。会虎在运租船中讽咏,声既清会,辞文藻拔。非尚所曾闻,遂住听之,乃遣问讯。答日:是袁临汝朗诵诗,即其咏史之作也。尚佳其率有胜致,即遣要迎,谈话申旦。自此名誉日茂。”袁宏因为吟诗而使自己的命运为之改观。

   袁宏吟咏的是自己的诗作,而王敦等则是吟咏他人诗作以寄托情怀。《世说新语·豪爽》:“王处仲每酒后辄咏‘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’以如意打唾壶,壶口尽缺。”桓玄吟咏阮籍《咏怀》:“箫管有遗音,梁王安在哉?”王徽之咏左思《招隐诗》:“杖策招隐士,荒途横古今。岩穴无结构,丘中有鸣琴。白雪停阴间,丹葩曜阳林。”都在客观上使前代诗作得以传播。吟咏他人诗作甚至成为了一种风气,沈约吟诵何逊的诗:“一日三复,犹不能已。”沈约著名的三易说中就有一条为“易记诵”。此时的口头传播多是借诗言志,以他人之诗传己此时之意。

   二、赠送与求取书籍的传播方式。私人之间的书籍赠送与政府之间的书籍流通较为常见的两种方式,请看蔡邕赠王粲书籍:初平元年(190),王粲遭董卓之乱,董卓挟持献帝往长安,洛阳二百里内数百万人被强行西迁。十四岁的王粲亦徙居长安,见到了蔡邕,“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,时邕才学显著,贵重朝廷,常车骑填巷,宾客盈坐。闻粲在门,倒屣迎之。粲至,年既幼弱,容状短小,一坐尽惊。邕日:‘此王公孙也,有异才,吾不如也。吾家书籍文章,当尽与之。’”书籍得以在私人间赠予,无疑使文学的传播得以薪火相传。

   政府之间的书籍交流以北方政府向南方政府求书的行为为主。宋元嘉三年(426)北凉沮渠蒙逊曾向宋求书:《宋书·氐胡传》卷九十八记载:“世子兴国遣使奉表,请《周易》及子集诸书,太祖并赐之,合四百七十五卷。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《搜神记》,弘写与之。”宋元嘉十四年(437),北凉主沮渠牧犍亦派使者入宋,先送给江南一百五十四卷书,同时又借此机会向宋求书。“茂虔又求晋、赵《起居注》诸杂书数十件,太祖赐之。”求书行为无疑打破了地域与个人之间的界限,使南北之间在文化上得以交流。

   三、传抄的传播方式。谢灵运诗就是通过抄写而得以传播的。谢灵运罢官居始宁,“每有一诗至都下,贵贱莫不竞写,宿昔间士庶皆遍,名动都下。”谢灵运在京都之外寻山越岭,“所至辄为诗咏”,引发了那些由于交通的限制无法亲临此地之人的兴趣,并树立了他文坛领袖的地位。《南史·刘孝绰传》说:“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,时重其文,每作一篇,朝成暮遍,好事者咸诵传写,流闻河朔,亭苑柱壁莫不题之。文集数十万言,行于时。”“朝成暮遍”即是从此而来。

   人们还把喜爱的作品书之于扇面。“羊孚作《雪赞》云:‘资清以化,乘气以霏。遇象能鲜,即洁成辉。’桓胤遂以书扇。”(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)其中对雪的赞美极具有形象性,难怪桓胤如此喜爱。

   谢灵运也主动接受并传播前人作品,这应属于传播学中异代的传播。《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》日:

   建安末,余时在邺宫,朝游夕宴,究欢娱之极。天下良辰美景,赏心乐事,四者难并,今昆弟友朋,二三诸彦,共尽之矣。古来此娱,书籍未见,何者?楚襄王时,有宋玉唐景,梁孝王时,有邹枚严马,游者美矣,而其主不文。汉武帝徐乐诸才,备应对之能,而雄猜多忌,岂获晤言之适?不诬方将,庶必贤于今日尔。岁月如流,零落将尽撰文怀人,感往增怆。

   谢灵运在此对邺下集团中的王粲、陈琳、徐干、刘桢、应埸、阮(王禹)、平原侯植加以品评。邺中七子因为谢灵运的拟诗得以在文学史上向更大范围内传播。六朝时期人们对于诗歌极为痴迷,“今之士俗,斯风炽矣。才能胜衣,甫就小学,必甘心而驰骛焉。于是庸音杂体,各各为容。至使膏腴子弟,耻文不逮,终朝点缀,分夜呻吟。”当时人们以不能写诗为耻辱。

   洛阳纸贵是文学传抄史上的一件盛事,左思通过运作使自己作品得以快速传播。左思以十年时间写成《三都赋》,起初没有受到重视,甚至遭到了人洛的陆机的嘲弄,称要待他写成后覆酒瓮耳。左思貌寝口讷,不善言辞,但他的运作是成功的。

   左太冲作《三都赋》初成,时人互有讥訾,思意不惬。后示张公。张日:“此二京可三,然君文未重于世,宜以经高名之士。”思乃询求于皇甫谧。谧见之嗟叹,遂为作叙。于是先相非贰者,莫不敛衿赞述焉。(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)

   写作之初就有预报,使得陆机也有耳闻。写成之后左思利用了名人的效应,《晋书·左思传》载:“及赋成,时人未之重。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,恐以人废言,安定皇甫谧有高誉,思造而示之。谧称善,为其赋序。张载为注魏都,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日:……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……自是之后,盛重于时,文多不载。司空张华见而叹日:‘班张之流也。使读之者尽而有余,久而更新。’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,洛阳为之纸贵。”东汉时蔡伦发明了造纸术,但纸的产量有限,再加上《三都赋》又是如此值得珍藏,于是纸为之贵也就正常了。有人认为是左思自己所为,假借他人之名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据《左思别传》谓:“谧卒时,左思《三都赋》尚未完成,赋序是假托的。”左思很好地利用了文学传播的渠道,达到了轰动洛阳的目的。左思《三都赋》在传播学中应是属于当下的传播,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之后从而迅速走红。

   成功的运作也必须是名实相符,那些名实不符之作,即使有人替你褒扬,最终也会被人抛弃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中记载一则传播受挫的例证:

   庾仲初作《扬都赋》成,以呈庾亮。亮以亲族之怀,大为其名价云:“可三《二京》,四《三都》。”于此人人竞写,都下纸为之贵。谢太傅云:“不得尔,此是屋下架屋耳,事事拟学,而不免俭狭。”

   在此名人的效应起初也得以显现,得到庾亮的宣传,认为可以与张衡《二京赋》、左思《三都赋》并美,“都下为之纸贵”,但谢安“叠床架屋”的评价使其泡沫化为乌有。“以亲族之怀”,就是碍于亲族的情面难免就有过誉之嫌。

   四、通过称引佳句的方式使诗文得以传播。人们喜欢一首诗或一篇文章往往是从喜欢其中的佳句开始的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中记载:

   孙兴公作《天台赋》成,以示范荣期,云:“卿试掷地,要作金石声。”范日:“恐子之金石,非宫商中声!”然每至佳句,辄云:“应是我辈语。”

   孙绰将自己作品推介给范氏,得到的是质疑之声,同时对其文中的佳句“赤城霞起而建标,瀑布飞流而界道”赞美不已,佳句能提升全文的质量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评郭璞诗:

   郭景纯诗云:林无静树,川无停流。阮孚云:泓峥萧瑟,实不可言。每读此文,辄觉神超形越。

   读郭璞诗就好像是超脱凡俗一样,“形神超越”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。钟嵘在《诗品》中说:

   “思君如流水”(徐干《室思》),既是即目;“高台多悲风”(曹植《杂诗》),亦唯所见;“清晨登陇首”(张华断句),羌无故实;“明月照积雪”(谢灵运《岁暮》),讵出经史?观古今胜语,多非补假,皆由直寻。

   用原诗中的秀句佳句代指全篇,并对直寻之美大加褒扬。评论家所发表的评论常常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这些文学的传播。

   汉魏六朝文学,究其传播方式的多样性还是由于其时人们对于文学的喜爱。当然汉魏六朝文学的传播并不局限于以上几点,其他如群体性赋诗、赠答式的赋诗、题壁式的赋诗等都是文学传播必不可少的方式。圈

   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:11YJA751098;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:12BZW023.

   作 者:张喜贵,文学博士,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,主要从事六朝文学及中国诗学研究;宋文慧,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学生。

   编 辑:赵红玉 E-mail:zhaohongyu69@126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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